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例，中国与好莱坞电影，普适性策略思考
在人类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体系里，存在一些共同的精神信念，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都有的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指的是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都认可的价值标准，也是能兼容不同文化理念的共同准则。
它不光在现实的世俗生活里有所体现，在虚构的艺术作品里也有。…… 这些都是人类得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不能随意超越，更不许胡乱破坏”。 想想好莱坞电影能在全球称雄， 靠的不单是充足的资金、高科技、成熟的市场化运营还有光彩夺目的明星，能让世界观众在情感和审美方面接受好莱坞电影、美国文化，最根本的还是普世价值观以及跟上述种种因素的巧妙结合。
《金陵十三钗》的历史背景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一样，都是人类耻辱的标志性符号，是人类文明史上难以翻动的一页。不过，跟《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这些有关德国纳粹大屠杀的影片相比，涉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作品，很少有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之作。
南京大屠杀不光是中国人的灾祸，还是人类的灾祸，不光是日本人的罪过，也是人性的癫狂。这可不只是民族之间的仇视杀戮，而是人类反思自身文明理性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让人寻思的是，二战结束后的好些年，好多西方国家跟日本似的，好像都想赶紧“忘掉”这场大屠杀。
“像南京暴行这种事怎么就从日本人的（甚至全世界的）集体记忆里消失了”［3 ］！一直到 1997 年，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出了历史调查类的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这才让一切又在西方世界显现出来，在此之前，这场大屠杀在西方几乎没人知道。
集体记忆特别重要，只有变成大家都认可的集体记忆，人类才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集体记忆得不停地构建，不是一直不变的。哈布瓦赫讲过：“每一个集体记忆，都得有在特定时空里界定的群体来支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能够并且应当发挥构建集体记忆的作用。
电影《金陵十三钗》是根据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严歌苓本人还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成员呢。张艺谋、严歌苓和中国当代作家刘恒一起负责了剧本的改编工作。像这样沉重的集体记忆，个体的叙述者到底该如何去讲述和重新构建，这是非常重要的。
电影《金陵十三钗》把叙事空间精心设定在南京城一个叫温彻斯特的基督教堂，这样一来，电影就能从西方文化背景去确立人道主义这种普世文化的立场。从人道主义这一普适性的文化立场去看待这场大屠杀，能让叙事拥有更广阔的人文视野，不再局限于民族仇恨，摆脱民粹主义的狭隘，成为对人性赞美与反思的普适性叙事和关怀。
人道主义、人性关怀可不是西方独有的“垄断文化”，它属于普适性的文化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普适性文化立场的参与能让这种集体记忆提升到更广泛的层次，能让其更顺当地得到全世界共同的反思与关心。
所以，肯定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美善的普世价值观并非好莱坞独有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早就不止于民族间的仇恨与杀戮了。咱们民族的历史本就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影片具备这种超越民族且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话题，才能够试着用“普适”情怀打破好莱坞影片的“普适”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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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把目标瞄向了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还申报了奥斯卡的全部 13 个奖项，这种“国际化”的定位在拍摄制作上也有体现。这部影片请了来自 24 个国家的制作人员，像好莱坞的特效团队，而且首次让好莱坞一线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加入了。
在拍影片的时候，贝尔靠着《斗士》拿到了第 83 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领奖台后面的大银幕透露贝尔正在参演中国电影《金陵十三钗》。很明显，《金陵十三钗》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制造的好莱坞式电影。
导演张艺谋也觉得贝尔带着奥斯卡奖的余威能极大地吸引票房，所以，他给这位领衔主演的大明星专门定制了相应的戏份。小说原著里没有贝尔演的假神父约翰·米勒，电影里的约翰是以入殓师的身份出现的，原因是教堂的神父死了，约翰顶着枪林弹雨到教堂收尸赚钱。
一开始约翰这人贪财、贪恋女色、吊儿郎当，不过这角色的性质跟作用很快就变了。当日军把门踹开冲进来，约翰看到女学生被疯狂又残暴地欺负侮辱，他头一回大声说自己是神父，把惊慌害怕又孤立无援的女学生护在了身后。
在神圣的教堂里，满是女孩们绝望的尖叫声和日军的淫笑声。神父的圣袍还有西方面孔让约翰站了出来，他那出于人道主义的责任感被激起来了。这一回，他扔出的是大大的基督十字旗帜，不再是刚露面时写着“我是美国人”的用来逃命的小旗。“美国”这个概念，从个体的人变成了象征着神圣、正义和救赎的人道主义力量。
这时候，约翰在女学生眼里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神父了。约翰跟陈乔治上街去找妓女豆蔻和香兰，碰到个外国朋友，人家说这会儿有船能一起离开南京，可约翰放弃了这个逃生的机会（这当然是有情节和情感做铺垫的），他又一次说自己是神父，决定留在教堂，人道主义的救赎意识就这么定下来了。
最后，约翰开着教堂的卡车，把女学生带出了南京城，在这场灾难里实现了救赎，让人道精神和人性的善美得到了升华。从入殓师变成英雄，这种世俗英雄的成功打造符合好莱坞的叙事模式，特点是既有世俗的想法和常人的情感，又有满满的正义感和核心价值观，靠超强的能力帮好人打败邪恶。打造世俗英雄是好莱坞擅长的，《金陵十三钗》借鉴了这种叙事方式。
不过，约翰可不是这场灾祸里唯一的英雄。由于李教官等中国官兵牺牲了，中国男人在电影里差不多没了踪影（乔治最后男扮女装，书娟父亲也死了），为了回报女学生把日军引开，也为了改变一下“商女不知亡国恨”这一直以来的骂名，妓女主动提出代替女学生去参加日军的庆功宴。
东方女性（妓女）和西方男性（神父）一块儿成了英雄叙事的主体，碰上巨大的历史灾难，人性的坚韧和美好被激发出来，放大不少，人道主义那种普世的价值观也得到了宣扬。国际化的制作团队、好莱坞明星、英雄叙事，这部华语电影居然有约 50%的英语对白，这些都在给影片尽力营造普适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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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最早被国际电影节认可、让西方观众熟悉的电影，像《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都曾凭借东方女性的身体影像勾起了西方观众的欲望和想象。刚走向国际的中国电影成了和好莱坞不一样的“他者”角色。
今天《金陵十三钗》想要超越民族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二元对立，可片子里的角色设定以及女性身体方面的修辞，导致影片跟好莱坞的交流没法做到真正的平等。有学者提出疑问：“玉墨和约翰不光情投意合，最后还有一场男欢女爱的亲热戏，在那种特定环境下，不但缺少伦理和美学的分寸，而且想用这种情色场景来赚票房的功利心思也太明显了。”
在影片里，扮演神父还懂入殓师手艺的约翰打算大展身手把玉墨变回 13 岁少女那会儿，躺着的玉墨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约翰，约翰则盯着特写镜头中的玉墨的脸讲：“你现在这模样，是我最中意的。”
这会儿玉墨已然换上了学生的衣服，可妆容还没改，身份既纠结又复杂，兼具着学生和妓女、纯洁与欲望。在俯拍镜头里，玉墨处在约翰和观众的双重注视之下。紧接着，约翰带着悲怜的神情说道：“我这么看着你，就好像看到了你所经历的所有。”
男性（拯救者）、西方世界对于女性（被拯救者）、东方世界那种有点高高在上还悲天悯人的情绪，在这满是暧昧的氛围里显得很突兀。接下来，约翰的表白促使了这场看似必然的男欢女爱：“墨，我爱你的全部，我渴望拥有你的一切，你的所有我都爱。”
欲望的表述跟此前张艺谋反复拿女性身体当作元素的那些符号相呼应，像旗袍、内衣、发饰、身体曲线、表情、姿态的视觉展现。
在影片里，玉墨跟约翰说“现在就带我回家”的表白，还有欢爱结束后变成女学生的慢镜头呈现，让这场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了些神圣的献身和救赎的感觉。英国文化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表示“东方妇女形象引出了东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神化白人男性综合症”，而相对应的是东方女性的地位低下。
西方观众早期在银幕上最为熟悉的华人女性形象是舞女和妓女，因为这类形象能“满足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欲望，被他们看成是原始、畸形又充满性欲，还能无休止享受”的对象。
20 世纪在西方观众眼里最熟悉的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银幕形象——“夸张神秘的中国服饰、裸露的身体、扭动的身形，还带着性的挑逗”，让人惊讶的是，用这些词来形容《金陵十三钗》里塑造的妓女居然也合适，这部电影还是凭借代表着东方想象的身体奇观来满足西方男性的窥淫欲。
不过，国外有像“电影看似情色华丽，实则缺少价值判断，艺术灵魂空洞虚假”这样的评论，这表明西方媒体好像不认可。刻板的东方女性形象以及不合时宜的情色表达，没法赢得尊重和平等的对话，根源可能在于文化自信的缺失。
好莱坞电影特别推崇个人英雄这种元素，这是因为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其来源于天赋人权的想法，美国的《独立宣言》还说“人人生而平等”。
在《金陵十三钗》里，针对谁去参加日军庆功宴这事，影片特意安排了约翰和陈乔治探讨“人人平等”的情节。然而，小蚊子在登上日本人的大卡车前想要退缩时，约翰竟然把小蚊子推上了车。有研究者表示：“神父这么一推，违背了全球普世价值里人人平等的原则。”
好莱坞和中国电影，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也在变化着，所以对于两者关系的琢磨得找新的思维办法和策略。从对《金陵十三钗》的剖析来看，既能看出中国电影跟好莱坞不再对立、想平等交流的可能性，也能明显感觉到这里面的难题和纠结。
“普适性”策略给咱们思考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的关系带来了新的思路，“虽说世界电影版图里那种不均衡的权力关系还没出现本质性的改变”，可“要改变这种权力不平衡的关系，重点应当而且必须放在对‘普适性’，还有具有‘普适’意义的话题和风格的追求上面”。